球王会第一条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坚持中国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

　　第四条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条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第六条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

　　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第十条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第十一条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

　　第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十三条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十四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依照本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有关程序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第十五条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

　　第十六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各代表团审议法律案时，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七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第十八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十九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律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律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二十条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一条法律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二十二条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二十四条委员长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如果委员长会议认为法律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二十五条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六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除特殊情况外，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律草案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七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由分组会议进行初步审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法律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律委员会关于法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律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法律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第二十八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即交付表决。

　　第二十九条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三十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一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律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法律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二条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时，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根据需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三条专门委员会之间对法律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向委员长会议报告。

　　第三十四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律草案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将意见整理后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五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法律案，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征求意见。各机关、组织和公民提出的意见送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

　　第三十六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分送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七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委员长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律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八条法律案经常务委员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委员长会议提出，经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三十九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委员长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律案终止审议。

　　第四十条法律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表决稿，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四十三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第四十四条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研究拟订法律解释草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四十五条法律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四十六条法律解释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由常务委员会公告予以公布。

　　第四十八条提出法律案，应当同时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该法律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第四十九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律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第五十条交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律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律，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案，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

　　第五十二条签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载明该法律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法律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律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五十三条法律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法律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法律文本。

　　第五十四条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编、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法律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

　　第五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具体问题的法律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事项，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先制定的行政法规，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第五十七条行政法规由国务院组织起草。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第五十八条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第五十九条行政法规起草工作完成后，起草单位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各方面对草案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送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审查。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向国务院提出审查报告和草案修改稿，审查报告应当对草案主要问题作出说明。

　　第六十条行政法规的决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十二条行政法规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国务院公报上刊登的行政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六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本法所称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第六十五条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

　　第六十六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

　　第六十七条规定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第六十八条地方性法规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案的提出、审议和表决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本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球王会、第五节的规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规定。地方性法规草案由负责统一审议的机构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草案修改稿。

　　第六十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大会主席团公告予以公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公告予以公布。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经批准后，由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予以公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经批准后，分别由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予以公布。

　　第七十条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七十一条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

　　第七十二条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第七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第七十四条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参照本法第三章的规定，由国务院规定。

　　第七十五条部门规章应当经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决定。地方政府规章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决定。

　　第七十六条部门规章由部门首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地方政府规章由省长或者自治区主席或者市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第七十七条部门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地方政府规章签署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政府公报和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国务院公报或者部门公报和地方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七十八条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七十九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第八十条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第八十一条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第八十二条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第八十三条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第八十四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第八十五条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第八十六条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由有关机关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作出裁决：

　　（一）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二）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三）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第八十七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三）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经裁决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规定的；

　　第八十八条改变或者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权限是：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

　　（五）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六）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七）授权机关有权撤销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超越授权范围或者违背授权目的的法规，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

　　第八十九条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依照下列规定报有关机关备案：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三）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应当同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应当同时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备案；

　　第九十条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第九十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九十二条其他接受备案的机关对报送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审查程序，按照维护法制统一的原则，由接受备案的机关规定。

　　2000年3月15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主要以调整立法权限的划分及立法程序为规范内容，其中也涉及我国作为“法”的各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方法。（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2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因此，其虽然不主要是对违宪审查制度作出规定的，但对我国宪法所确立和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有一定的完善和发展作用。（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已起草多年，至今未获得通过。从这部法律草案看，这部法律中将有一章是关于“宪法监督委员会”的规定。这将是我国第一部普通法律中专门规定实施违宪审查的组织机构及程序的立法规定。）

　　为保证宪法的权威性及统一的宪法秩序，各国均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特定的政治理念，特别是独有的政治体制，建立了相应的违宪审查体制。大体而言，世界上有四种类型的违宪审查体制，即（1）司法审查制。由普通法院在审理个案过程中，对作为该个案审理依据的法律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若法院认为该规范性法律文件违宪，在所审理的个案中拒绝适用。这种类型以美国为代表。（2）审查制。这种类型以德国为代表。（3）宪法委员会审查制。这种类型以法国为代表。（4）代表机关审查制。由作为代表机关的“议会”、“最高苏维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审查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违宪。这种类型在19世纪以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20世纪以后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

　　我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以后的历部宪法所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均为代表机关审查制。（注：其中，第二部宪法即1975年宪法对违宪审查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均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因此，我国确立的实际上是最高代表机关审查制。现行宪法仍然保留了这一体制，但与前两部宪法相比较，具体内容有所发展：（1）确立了违宪审查的总的原则。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2）增加了违宪审查的组织机构。现行宪法在原规定由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基础上，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权监督宪法实施。（3）增加了协助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机构。在现行宪法上，全国人大之下成立了若干委员会，包括专门委员会和根据需要设立的临时性调查委员会，并规定这些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协助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

　　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违宪审查体制，虽然在内容上与以前相比较，有很大发展，但是，从操作性上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注：自现行宪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宣布过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违反宪法而无效。只是在1990年香港基本法和1994年澳门基本法通过的同时，宣布这两个基本法符合宪法。）其中，两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1）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组织机构。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但是，全国人大是非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担负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其职权有21项之多，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说，其也属非常设机构。（注：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9条规定：“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委员长召集，一般两个月举行一次”。每次会议的会期由委员长会议决定。由于多数常委会委员实际是兼职的，常委会会议的会期不可能很长。正团为如此，又成立委员长会议的形式来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因此，实际上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审查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违宪的问题。（2）缺乏违宪审查的程序。在审查制和宪法委员会审查制下，和宪法委员会是专门实施违宪审查权的机构，因此，各国相应地建立了具体的实施违宪审查的程序。在司法审查制下，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附带地实施违宪审查，即按照司法程序进行违宪审查。代表机关审查制下，代表机关的主要职权是行使立法权和对其他机关的监督权，从理论上说，在没有专门违宪审查程序的情况下，按照立法程序进行审查。但是，违宪审查与立法、违宪审查与一般地行使监督权，存在很大的差异，完全依照立法程序进行违宪审查，使违宪审查的启动、基本原则、审查及具体决定的内容等，实际上存在空白。

　　立法法在我国现行违宪审查体制下，从以下若干方面作了完善：（1）明确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2）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国家立法权，立法法对法律保留的范围和事项作了具体规定。（3）立法法在第五章《适用与备案》部分，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在适用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及解决方法，作了具体规定。（4）立法法在第五章《适用与备案》部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备案，作了具体规定。（5）对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特别是法律委员会在违宪审查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专门规定。总之，立法法对违宪审查程序作了一定程度的完善。

　　宪法或者由人民直接制定（全民公决），或者由最具民意的代表机关依最严格的程序制定，因此，宪法是民意的最高代表。如前所述，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表明：（1）在法律规范范畴，宪法是最高规范；（2）在社会规范范畴，其也是最高规范；（3）一切组织和个人均在宪法之下；（4）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权力在法的范畴内均源于宪法。

　　在我国，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最具民意的代表机关，因此，宪法由其制定，也由其修改。同时，全国人大又作为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注：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立法法第7条作了类似的规定。）那么，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是否可能与其制定和修改的宪法相抵触呢？（注：张友渔认为，有人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违宪怎么办？不应该有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全国人大常委会违宪，那整个国家就有问题了。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违宪也不要紧，全国人大可以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人大选举和罢免它的成员，可以修改、撤销它的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违宪，全国人大可以制裁。那么，还可进一步问，全国人大违宪怎么办？这是决不可能的。这是对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怀疑！如果真的出现，那就是说整个国家成问题了。但也不要紧，全国人大代表个别违宪的事情发生，人民可以监督，选举单位可以罢免、撤换代表。-张友渔：《加强宪法理论的研究》，载《宪法论文选》，法律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14页。）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及其他决定，是完全有违反宪法的可能的。

　　第一，从理论上说，制宪权是一种原创性权力，而修宪权和立法权是源于宪法的规定，因此它们是一种派生性权力。修宪权的主体及修宪程序虽然是宪法规定的，源于宪法，但通过行使修宪权可以去改变宪法上的原有规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一种原创性权力。（注：对于修宪权有无限制的问题，学术界历来分为有限制说和无限制说。有限制说认为，宪法明确规定不得修改的条文，修宪权主体即不得修改。这一学说存在两点疑问：一是宪法的限制性条款能否修改？二是不得修改条款为什么具有不得修改的效力，而其他条款不具有这一效力？）有的学者将修宪权视为制宪权的一部分，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而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必须严格依照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可见，修宪权和立法权在行使时所需要的民意基础是不同的。在大多数国家，制宪权、修宪权和立法权行使的主体是分离的，由于它们所代表的民意不同，在观念上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是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

　　在我国，虽然宪法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法律也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但是，全国人大在制定宪法时是作为制宪权主体，行使的是制宪权；全国人大在修改宪法时是作为修宪权主体，行使的是修宪权；全国人大在制定和修改法律时是作为立法权主体，行使的是立法权。由于制宪权、修宪权和立法权三者在主体上的同一性，（注：在实行审查制的大多数国家，早期也由于制宪权与立法权主体的同一性，在观念上认为法律不可能与宪法相抵触，宪法与法律的差异仅仅在于规定事项上的不同。甚至认为，它们在效力上并没有区别。）使得人们很难相信这样的判断：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与其制定的宪法之间相抵触。但在理论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与其制定的宪法之间相抵触是完全成立的。

　　第二，在实定法上，宪法明确规定，法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立法法第78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法律”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当然既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宪法并没有将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排除在可能违宪的范围之外。同时，既然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人大制定的某本法律就不可能与宪法是并列的。

　　既然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是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那么，何机关具有判断权呢？对此问题宪法没有作出规定。（注：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一个空白点。-见王克稳：《建立我国制度的理论思考》，载《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这些学者也从此出发认为，应当建立司法审查制或者审查制。吴家麟认为：“基本法律如果违宪了怎么办？那只好由全国人大来个‘自我监督’了，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自我监督等于没有监督。”-《吴家麟自选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435页。）立法法对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法律的范围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合宪性的判断权也未作规定，同时，在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违宪审查的启动程序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对法律的违宪审查的启动程序也未作出规定。这是立法法的一个重大不足之处。

　　宪法和立法法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违宪审查主体及程序没有作出规定，这里有三种可能性：（1）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不可能与宪法相抵触，因此，不需要设立相应的机关和程序来对其进行违宪审查；（2）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虽然可能与宪法相抵触，但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受政治体制、政治理念所决定，没有一个机关有资格来判断并纠正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是否合宪；（3）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虽然可能与宪法相抵触，但是，全国人大从其性质出发，完全有自我纠正的能力。

　　从上面的分析看，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是完全有可能违反宪法的。因此，第一种可能性应当排除。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有的其他国家机关均在其之下，受其监督，同时，全国人大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是单向的和绝对的，反之。其他国家机关不能对全国人大进行监督，因此，普通法院或者成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等之类的机构，在现行的权力构造和政治理念下，都不可能也无资格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判断。在现行的政治理念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由于全国人大是由全国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它即代表全国人民，其性质是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而不单纯是立法机关。因此，对全国人大的监督者是全国人民，而不可能是其他国家机关。全国人民监督全国人大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产生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人会选举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代表和罢免不能代表人民意志的代表。在人民没有罢免代表的情况下，即假定全国人大是完全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可见，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如果违宪，全国人大也是能够及时进行自我纠正的。（注：全国人大分别于1990年香港基本法和1994年澳门基本法通过的同时，宣布这两个基本法符合宪法。这是全国人大对于自己制定的基本法律合宪性的判断。既然全国人大可以对由自己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合宪性判断，在理论上，当然也可以对自己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违宪性判断。从两个实例中也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是由其自身判断合宪与否，而不是由其他国家机关进行判断。）第二种和第三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立法法所确立的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违宪审查的启动程序，在已知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可能违宪的情况下，对未来建立基本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的启动程序必然有推动和启示意义。

　　现行宪法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与以前历部宪法相比较，一个突出的不同点在于，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立法权又是最为明显之处。（注：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均规定，全国人大是我国的唯一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可以制定单行条例，其制定的单行条例不能称之为“法”而只称“条例”。）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享有的立法权包括两个方面：（1）有权制定、修改除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2）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的法律及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的部分补充和修改，与宪法相抵触的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

　　依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产生，受全国人大监督，全国人大有权罢免由其产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宪法第62条第2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第11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的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判断的主体为全国人大。但是，宪法的规定有以下不明确之处：

　　1、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的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但是，这一监督程序的启动程序是什么，对被认为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的审查程序，对被认为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如何作出处理决定，处理决定的内容是什么？这些有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基本程序，宪法没有作出规定。

　　2、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其中，（1）“不适当”是否包括违宪？（2）“决定”是否包括法律？

　　3、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与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那么，该基本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4、宪法在同一个条款中，既规定全国人大有宪法监督权，同时又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不适当的决定，两者是什么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还是两者各自独立，属于不同意义上的监督？

　　立法法第88条第1项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注：立法法第66条第2款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立法法的这一规定，对上述宪法规定中存留的问题作了补充性规定：

　　1、不适当的“决定”中包括法律。宪法中规定改变或者撤销的对象是不适当的“决定”，立法法中直接规定为不适当的“法律”，即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的法律。但是，仍然值得存疑的是，“决定”能否包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既制定称之为“法”的规范性文件。也作出称之为“决定”的文件，后者中既有规范性文件，也有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决定”的一种，还是决定中的一部分是法律？立法法中肯定了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但没有解决法律与决定之间的关系。

　　2、全国人大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理由是“不适当”，不适当的内容是什么，特别是“不适当”是否包括违宪，没有明确。不适当的情形应当是非常丰富的，如违宪、违反基本法律（注：宪法和立法法根据法律的制定主体将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称为“基本法律”，而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称为“其他法律”（有的学者称为非基本法律）。但是，宪法和立法法都未对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在效力上的差异作出规定。那么，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在效力上是同等的，还是有差异的，基本法律是否要高于其他法律？笔者认为，基本法律应当高于其他法律，理由是：（1）全国人大在地位上要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产生，受全国人大监督，对全国人大负责。（2）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不仅仅是内容分工上的不同，以教育方面的立法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由全国人大制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虽然同样也是关于教育方面的立法，却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显然是我国教育方面的基本法，其他有关教育方面的立法都不得同该法相抵触。（3）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补充或者修改，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他法律是不同的。立法法在确定法律体系的位阶时，没有区分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的界限，从而也就没有确定它们之间的不同的效力等级。这是立法法的不足之处。）、不合事宜、不具有实施的可能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适当”的主要表现是：（1）违宪；（2）违反基本法律；（3）补充或者修改基本法律时，与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是，违宪与另两种不适当的性质是不同的，或者说，将违宪归结为不适当是不确切的。关于这一点，立法法规定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强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的不适当；但是，立法法却又没能将违宪明确列为被改变或者被撤销的情形，是其不足。

　　立法法第87条规定，法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依照本法第88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1）超越权限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比较明确的是，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问题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为基本法律，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这些内容制定为法律，则属于超越权限，构成违宪。（2）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违反宪法的规定、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属于此种情形。（3）违背法定程序的。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活动违反了这些原则性规定，也构成违宪。因此，立法法第87条的规定，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违宪情形的具体描述。

　　3、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区人大有权根据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须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由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变通，即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可以“违法”，需要对这种自治权加以控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违法”，但是，不能违宪。因此，如果自治区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违宪，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予以批准，全国人大有权撤销该批准决定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是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而产生的规范性文件违宪的一种特殊情形。立法法对此予以规定，是对我国违宪审查对象的丰富和发展。

　　但是，立法法在表述上有不准确之处。立法法第88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这一表述，全国人大撤销的对象是违背宪法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决定。却又将其与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法律放在同一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虽然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但是必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才能生效，批准决定赋予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效力，因此，全国人大认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违宪，应当首先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决定，使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失去法律效力，再撤销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立法法对上述宪法规定不明确之处所作的补充性规定是非常有限的，对全国人大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监督程序的主要方面，没有作出规定，特别是对监督程序中的启动程序没有涉及，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

　　2009年6月下旬和8月下旬,随着两份废止和修改部分法律的议案进入立法机关的审议程序并获通过,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潜伏”已久的“硬伤”纷纷浮出水面,一场史无前例的法律清理行动也掀开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新篇章。

　　所谓“法律清理”,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对一定时期制定的或一定范围内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从体系、内容上进行审查、分析和整理,并做出继续适用、需要修改、补充或废止决定的活动。废止不符现实的过时法律,或修改法律调适立法冲突等弊端,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乃是法律清理的功能和意义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4年和1979年先后两次作出过具有法律清理性质的决议。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定的134件法律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废止了其中的111件,改革开放之前的法律体系几乎被全部推倒重来。

　　此后20多年,这种集中清理再未启动。这意味着,最近30年所制定的法律,从未接受过法律清理的检验。

　　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正是中国历史上重建法制、高速立法的黄金岁月。统计表明,截至2008年年中,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已达229部,30年前“无法可依”的尴尬,已经被基本“有法可依”所替代。

　　然而自1979年后,中国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中,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一些“应急”法律,很多缺乏预见,再加上立法技术不足、部门利益分割等因素,一些法律条文与现实严重脱节,法律之间不相协调甚至相互“打架”等现象也日益突出。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因为有了30年法制建设的积淀,法律滞后、立法冲突等弊端才得以充分暴露,而大规模的法律清理才可能有的放矢。近年来,学界建议法律清理的呼声频起,一些人大代表也不断呼吁。

　　更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到2010年形成现代法律体系,对现行法律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已是必然选择。

　　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要点中首次提出了开展法律清理工作。随后,全国人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法律清理工作小组,建国后最大规模的法律清理行动就此启动。

　　在此次法律清理行动中,全国人大有关机构、国务院法制办、“两高”等有关部门纷纷参与其间,先后对200多件法律提出了1972条清理意见和建议。清理重点集中于一些法律的明显“不适应”、“不协调”,主要解决法律中的“硬伤”。

　　2009年6月22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废止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修改决定》)同时提交审议,这标志着,此次史无前例的全盘式法律清理历时一年多后,进入了以立法形式确认清理成果的“收官”阶段。

　　两个“决定”拟废止和修改法律67件,几近法律总量的30%,数量之巨,堪称空前。

　　《废止决定》建议废止的法律有8件,主要是一些新中国成立初期或者改革开放早期制定的法律,目前已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有的规定已被新法规定所代替,也有的法律,调整对象和所设定的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实际已不再适用。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4部法律,它们都是制定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古董法律”,早已被束之高阁。其中,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居然还有“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提高革命警惕”等特定时代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用语。而在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中,也有“公私合营”等早已消逝于时代风雨中的企业形式。

　　《修改决定》则建议修改59件法律,涉及141个条文。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制定的法律,有的规定已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实际已不再适用,也有的规定由于新法的制定或者其他法律的修改,出现了不一致、不衔接的立法冲突,并且适用立法法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也难以解决。

　　典型样本是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活动不得“破坏国家经济”、“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无效。1988年出台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也有一些要求企业根据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经营的规定,如“企业必须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统一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等等。这些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规定,与日益推进的市场经济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建议删除。

　　这些带有强烈历史荒诞感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源于中国法制建设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自改革开放以来,“立法改革”和“市场经济”构成了中国社会最鲜明的两条主线年就启动的立法航船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直到1993年才正式推开,这就必然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大量法律陷入困境。而这种“滞后”、“过时”效应,日后也造成了大量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乃至冲突。

　　比如,计量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铁路法、烟草专卖法4部法律中都有追究“投机倒把”或“投机倒把罪”刑事责任的规定,而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投机倒把”早已正名,1997年刑法修订后,也明确取消了“投机倒把罪”的罪名。无论从形势变迁还是法律适用来说,“投机倒把”都成了法律制度设计中的一处“硬伤”。因此,《修改决定》建议对上述4件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除了“废止”和“修改”外,对于此次法律清理中发现的其他一些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

　　比如,此次法律清理的一个重点议题是解决一些法律操作性不强的问题。经过清理发现,有22件法律需要尽快制定配套法规,另有18件法律中有关罚款的规定缺乏配套规定。据此,将通过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法规或修改法律加以解决,并由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对国务院和有关部门予以督促。

　　经过清理,一些需要作出统筹修改完善的法律,也被建议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其中,行政、民事、刑事三大诉讼法等重要法律,已被纳入人大立法规划或立法工作计划。而国境卫生检疫法等5件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的法律,则被建议条件成熟时纳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不过,此次清理也遗留下了一些未决议题,由于“目前修改或者废止的时机、条件尚不成熟”、“认识尚不一致”等原因,有5件已明显滞后的法律被暂缓修改,其中就包括社会普遍关注、涉及户籍制度改革的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

　　2009年6月27日,“废止决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顺利通过表决,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等8件法律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8月下旬,“修改决定”亦获得通过,59件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此次法律清理的范围是现行有效的法律,但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呼吁:清理活动不能仅限于法律,还应向下延伸至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规章等等。

　　统计表明,我国现行法制体系中,除了200多部法律外,还有近600件行政法规,7000多件地方性法规,以及数不胜数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等。如此庞大繁复的下位法,必然衍生“过时”、“矛盾”等立法偏差,将危及法制的统一和权威。

　　2005年令全国关注的“强制婚检”风波中,母婴保健法、婚姻登记条例和《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的不同规定,就引爆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间的一场“混战”。2007年律师法修订后,有关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不仅与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而且与相关司法解释也严重“打架”,以致舆论普遍怀疑律师法的制度改进能否真正付诸实施。

　　与立法冲突相伴的是立法滞后现象。典型的一个案例是,2007年,四川省眉山市67岁的老人王树华在眉山火车站内横穿铁轨时,被一列高速行驶的货车挂飞,当场身亡。事发后,眉山火车站只愿提供最多300元的人道主义救助,其依据则是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其中明确规定:“死亡者,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由铁路部门酌情给予80―150元火葬费或埋葬费;还可酌情给予一次性救济费100―150元”。荒诞的是,这个1979年由铁道部颁布的“暂行规定”已经“暂行”了整整28年。如今,物价水平早已今非昔比,依然照搬28年前“一条人命最多值300元”的补偿标准,着实令人费解。

　　在行政法规等下位法领域,诸如此类的陈年旧规比比皆是,有媒体甚至发起过评选十大“古董法规”的活动。有调查表明,不少“现行有效”的法规、规章等,隐藏着侵害公民权利的条款,有的甚至还带有计划经济、“”等旧时代的烙印。比如,制定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关于用侨汇购买和建设住宅的暂行办法、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规定等等,调整对象已然消失,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一些 “暂行”、“试行”多年的“超龄法规”,更是与时代完全脱节,广遭社会质疑。比如,旅游投诉暂行规定暂行了16年;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试行办法试行了10年;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制定于1960年;甚至铁路留用土地办法是1950年颁布的……

　　之所以出现众多的“暂行”、过时的“古董法规”、“超龄规章”等等,除了清理不及时外,新的制度设计没有及时跟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典型例证是1987年国务院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到2007年,该条例已整整“暂行”了20年。在市场经济时代,该条例所规定的11种投机倒把行为,绝大部分都已合法化,“投机倒把”本身也成了一个极具荒诞感的历史名词,因此多年来,社会各界要求废除该条例的呼声不断。然而,对于商业欺诈等行为,当时还缺乏新的替代法规,因此只能继续依赖该条例个别“有用”的条款。为了回应社会质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还曾3次表明了该条例仍然适用的立场。

　　2005年10月,北京发生了月球村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贩卖月球土地事件,其欺诈行为令一些受害者上当受骗。但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都无法找到处罚依据,工商部门最终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所规定的投机倒把行为的最后一款:“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对涉案公司实施了处罚。这是“投机倒把”几乎销声匿迹后,进入公众视野的最新一个案例,当时还引发了一场“‘投机倒把’是否还适用现实经济生活”的行政诉讼。

　　正因为法规、规章等下位法深入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其清理难度不仅更甚于法律清理,清理频率也更为密集。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对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先后组织进行了10次集中清理或专项清理。其中,于2007年开展的最近一次集中清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彻底、力度最大的一次清理,在清理过程中,恰逢物权法出台,又提出了对与物权法相抵触的法规进行清理的要求。正是通过此次清理,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等“超龄法规”终于正式“退休”。

　　学习中国纪律处分条例心得体会一20xx年3月，我校党支部响应区局党委关于学习《中国纪律处分条例》的号召，组织了全校党员开展了全面、认真的学习。通过学习，我深刻在感受到球王会，《中国纪律处分条例》是关于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方面的一部重要的党内法规，它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条件，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对党的纪律建设一直非常重视，历次党章都对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党作为一个有着六千六百多万党员的大党，没有严明的纪律作保证，就会失去战斗力，成为一盘散沙;全党纪律严明，朝气蓬勃，就能无往而不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面临着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需要认真解决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显得更为重要。

　　作为一名党员，要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自觉做到遵守党的纪律不动摇，执行党的纪律不走样，时刻用党的纪律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规范我们的一言一行。在学习上要用正确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在工作上要精精业业，积极向上，不求名利，坚持一切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在生活上要甘为清贫，自觉拼弃贪图享受、唯金钱至上论，自觉腐败歪风邪气。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学习先锋模范典型事迹，自觉维护党的良好形象和威性，自觉遵守党纪法规，绝不能把自己混为普通老百姓。自觉做到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勇挑重担，在荣誉面前不抢不追，谦让包容。要自觉增强党性观念，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坚持讲政治、讲学习、讲大局、讲贡献、讲风格、讲原则、讲团结、讲正派，踏踏实实做事，平平淡淡做人。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争创人民满意的学校。

　　学习中国纪律处分条例心得体会二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条件， 是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密切党与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纪律建设， 历次党章都对 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作为一个有着 6700多万党员的大党，没有严明的纪律作保证， 就会失去战斗力;成为一盘散沙;全党纪律严明，朝气蓬勃，就能无往而不胜。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 双重考验， 需要认真解决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 大历史性课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更为重要。

　　中央新颁布的《中国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党纪处分条例》)，是关于党的 纪律和纪律处分方面的一部重要的党内法规。它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依据党章和宪法、法律，结合党的建设的实践，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回答了党的纪律 和纪律处分方面一系列重大问题。 它的颁布实施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是贯彻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方针，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党中央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党的xx届六中全会对于加强和 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人事纪律提出了许多新的明确、具体的要求。 党的xx大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其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形势有了新的变化。 试行条例的主要精神和主要 内容是我们在 1995 年以前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认识和研究成果。 试行条例 发 布实施近七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 况下,为了更好地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xx大精神,保证我们党努力做到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必要及时对试行 条例进行修订。

　　再次,新世纪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了新的进展。适应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需要,既要从严治标,又要着力治本,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 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方面的法规。

　　一是注意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党纪处分条例》保留了试行条例中应当继续执行的 条款,对其中一些条款进行了调整、充实、完善和细化,对一些不适应当前需要的条文不再写 入,并结合新情况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如鉴于目前我国证券交易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已 逐渐健全完善,并且中央办公厅的 《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 已经有限制地放宽了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买卖股票的禁令,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党政机关工作 人员个人依法投资证券市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因此,《党纪处分条例》对试行条 例第九十一条关于违反廉洁自律规定买卖股票应受党纪处分的规定不再写入。

　　二是注意处理从严治党与现实可行性的关系。 《党纪处分条例》坚持实事求是、宽严相济, 力求做到宽要宽得恰当、严要严得适度,使规定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如《党纪处分条例》规 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应当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党纪处分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党籍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行为,不适用减轻处 分的规则。这些规定较试行条例更加严格。

　　三是注意处理了维护国家法治精神与保持党内法规特色的关系。 《党纪处分条例》坚持维护 国家法治精神,在有关条文的设置方面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规定保持衔接,同时又注

　　意使其具有党内法规的特点,使之符合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 贯彻执行《党纪处分条例》 ，是党的各级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首先要以求真务实的 精神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要把学习《党纪处分条例》与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xx大和xx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 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严肃党的纪律的要求结 合起来。

　　学习中国纪律处分条例心得体会三一、对两个条例的内容及其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理解和认识

　　两个《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我们党具有深远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重大举措，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成果。坚持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体现了党内民主，加强了党内监督，保障了党的权益和先进性。两个条例作为党内的配套措施，内容上是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的，总的共同点就是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强我们党的法规和制度建设，又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中国是执政党，治国必先治党，党能否治好，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两个《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坚持从严治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对于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推动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党内监督不是一个新问题，党内制定一个党内监督的规范性文件，是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党内外强烈的呼声。首先，制定这个条例是全面推进党建工作的需要。xx大精神指出，要把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这个条例的制定，表明我们党在制度建设上有了新的进展和新的成果。其次，制定这个条例是我们严肃党的纪律、强化监督制约体制的需要。在我们党的建设中，要提高全党的整体素质，要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领导行为，要保持党的先进性，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党的自觉性和组织的监督制约相统一，要在全党提高自身自觉性的基础上，依法治党。第三，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迫切需要。目前，我们党内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形势还很严峻，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原因不外乎体制上的弊端、监督不力和纪律松弛这些方面。这个文件的出台球王会，是我们党风建设的需要，是制度建设的需要，是反腐倡廉的需要。

　　党内监督不是一个新问题，党内监督条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领导机制和执政方式有了新的进展的情况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深化党的执政效率的历史性和必然性的产物。从我党来讲，特别是执政以后，重视党内监督问题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各代党的领导人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指出要加强党内思想教育，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规定，便于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严格的监督。党的十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提高完善党内监督和制定党内监督条例的决定。监督条例的出台，顺应新时期下党的建设的新形势和新情况，对加强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纪律处分条例》经过修订以后，内容更加全面和具体，本着三个代表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结合了新的形势，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把我们党以往纪律处分方面的一些规定进一步条例化、规范化、具体化。

　　新的条例经过实践并修改以后，对违纪的界限更加清晰，违纪的定性更加准确。明确指出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该知道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如果做了不该做的，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新条例中，很多条款注意了和法律法规的衔接，避免在操作中出现矛盾和抵触。如涉及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对失职、渎职人员的认定，都考虑到国家法律的规定，并具体明确了违反党纪后接受处分的流程以及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之间的界限和操作规程，使纪律处分条例条例在实践中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条例坚持了从严治党，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针对社会反响严惩的一些违纪行为，如党员从事有偿服务、重婚、包养情妇等行为，从严从重处理。但条例同时注重保护每一个普通党员的权利，强调在定性量纪上对党员的处理要定性准确、证据充实，从事实出发，办成铁案，强调在程序上保护受处分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和批准，对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通过对两个条例的学习，体会到两个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是我们党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是中国建党82年、执政54年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甚至还是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这是我党反腐，制度建党的一件大事，是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开党内制度监督先河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党党内监督从此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中国纪律处分条例》它以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依据党章和宪法、法律，结合党的建设的实践，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回答了党的纪委和纪律处分方面一系列重大总是保证我们党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维护党的章程、严肃党的纪委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个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党以民主监督的形式，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保证党的纪委的严肃性，另一方面通过将法律机制引入到党的队伍建设中，使执政党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其次通过学习使我们看到，《党内监督条例》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它充分反映了全党意愿，集中了全党智慧，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转化为具体规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对于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党员和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条例》的精神实质，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提升自己的判断能力和思想觉悟，做一名廉洁正值的党员。《中国纪律处分条例》是关于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方面的一部重要的党内法规，它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条件，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对党的纪律建设一直非常重视，历次党章都对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党作为一个有着6600多万党员的大党，没有严明的纪律作保证，就会失去战斗力，成为一盘散沙;全党纪律严明，朝气蓬勃，就能无往而不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面临着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需要认真解决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坚定自己的立场，进一步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自觉做到遵守党的纪律不动摇，执行党的纪律不走样。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两个《条例》，切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对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应该与其具体工作和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经常抓、反复抓，在潜移默化中规范干部的行为。开展日思、月省、年律活动。

　　日思，就是号召和提倡领导干部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即每天要抽出一定时间，对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中国纪律处分条例(试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领导干部不准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等党政纪条规，从衣食住行等日常工作、生活入手，回想一天的行为，对一天来的情况进行反思：是不是进了不该进的地方?参加了不该参加的邀请和宴席?做了哪些不该做的事情?收了哪些不该收的东西?有没有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行为?有没有不良思想趋使下的不良作风。每位科级干部要做好廉政日记，把一天来的廉政情况记录下来进行认真反思。

　　月省，就是要求所有科级干部在每月月底回顾一个月来的自身廉洁和廉政工作情况。要对一个月来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进行小结：本月内读了多少提高政治思想修养的书?写了多少心得体会?有哪些好的做法?还存在哪些不足?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要对自己不廉洁的行为进行反省，敢于揭摆自身存在的问题。注意了解全区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和全国各地的廉政动态，浏览网站登录的重大典型案件，从中汲取教训，写出体会。

　　年律，即按照月省的轨迹，年终剖析一年来的廉政情况，要做到三看：一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得是否正确，思想当中有没有不健康的东西;二看工作作风是否扎实，生活作风是否俭朴，有没有、官僚主义习气，是否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想问题、办事情是不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有没有奢侈腐化的问题?三看廉洁自律的规定是否得到落实，有没有反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否得到切实贯彻?有没有不廉洁的行为，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抓得如何?科级以上干部要写出廉洁自律材料，找出差距，深刻挖掘思想根源，提出改进的办法和措施，制定出下一年的廉政计划。并随年终述职报告一同在述职大会上和群众见面

　　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变化大。一是篇幅变化大。原《中国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共4个部分18条3600余字，新修订的《中国廉洁自律准则》共280多字，四个必须八条规范，要言不烦，一目了然，突出呈现了人高尚的道德追求。原《条例》共3编15章178条2.4万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