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王会从高铭暄、王作富、陈光中到张晋藩先生，这是我采访的四位“90后”法学家。

　　同样是法学界泰斗、学科奠基人，同样是90岁以上一生献给法学事业，除王作富先生已过世外，其他三位仍然在“超期服役”，每天坚持数小时的工作，但笑称“以工作为乐”“永不退休”“一生不悔”，堪称法学界“卷王”。

　　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先生球王会，采访并非易事，当“90后”记者面对“90后”法学家，该如何跨越这60年的鸿沟？

　　此次采访张晋藩先生，从确定选题到实际采访约两个月时间，尽管我提前买了许多本先生的著作学习，但时间紧张，只能略读个皮毛。不过，与其他法学家不同，张晋藩先生研究的中国法制史，上至“蚩尤作刑”“皋陶造律”，煌煌四千多年法制史，想要短时间通读几乎不可能。先生秘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王银宏说：“先生写的速度比我们读的还快。”

　　诚然，先生的一生都在与书、与文字打交道，很难统计他究竟写了多少字，只知道如果把他的各类著作、书籍摞在一起，高度已远超身高，是真正意义上的“著作等身”。

　　今年2月，《张晋藩全集》第一辑出版，仅这就有22册、900万字，如果把将要出版的另外两辑算上，足足有3000万字。要是把他参与编著的其他所有作品都算上，估计七八千万字都不止。

　　这个惊人数字的背后是先生70多年的笔耕不辍、步履不停。即使因患眼疾视力极差，需要用到12倍的放大镜来看字，他也没有停止工作，每天保持上午三小时、下午两小时的工作时间。有时候工作时间一长，先生会血压高，但等稳定之后还是继续工作。

　　考虑到先生身体原因，采访分为两次进行。每次我们进门，先生都热情地走到门口相迎、握手，在回答问题时情绪饱满、神采飞扬，同时口齿清晰、思维敏捷，很难想象他已是一位94岁的高龄老人。谈及过往和现状，先生豪情满怀，说在学术一途，他是永不退休的教授。

　　采访时，先生的许多话让我常觉羞愧。现在年轻人常把“退休”二字挂嘴边，但认真、坚定地说出“永不退休”的却是一位九旬老人。和陈光中、高铭暄等先生一样，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法学事业，并在90岁高龄之后仍然步履不停，令人动容。

　　犹记得2023年12月北京大雪纷飞时采访陈光中先生，他说“我不后悔这一生，如果有来生，我愿意继续做法学教育，当法学教授、教育家”；今年96岁的高铭暄先生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现在还有一摞学术计划，比如修订书稿、手写理论文章，所以是个以工作为乐趣的“资深熬夜爱好者”；而已过世的王作富先生，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仍然不忘讲课，对他最准确的评价就是“他就像一个本本分分、心无旁骛的农民”。

　　凡大家者，皆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心无旁骛，“认真”二字也是他们做事、做学问的信条。面对我这个年纪小了至少五轮的年轻记者，老先生们仍然认真应对采访，详细回答每个问题。

　　采访高铭暄先生前，他按照采访提纲手写了每个问题的回答要点，认真记录在一摞卡片上，在结束长达五个小时采访后，还拿出月饼来和我们一块分享；为了听清采访的问题球王会，陈光中先生特意戴上助听器，对于记不清的时间、事件，他会认真回忆，并在助手帮助下给我最准确的答案；张晋藩先生记忆力极好，每个问题都回答得有细节、有故事、有感染力，在采访一小时后因血压高暂停，他又和我们约好下次继续回答问题。

　　作为仍在法学一线后”，先生们也有一些“长寿秘诀”球王会。张晋藩先生说，他的长寿秘诀是少想一些杂事，对功名利禄这些事看得比较淡，集中精力潜心研究学问，不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只要拿起书本钻进去看，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高铭暄先生则说，不去想生死的事，等实在干不动了，再退休。

　　另外，先生们都谈到自身生活规律——心境平和，饮食清淡、热爱运动。正是有他们一生对法学事业的孜孜以求、永不懈怠，才有现在法治事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采访前，不少人叮嘱“不要聊太久”“以先生身体状况为先”，我和先生助手都很担心其身体状况，但先生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予了采访最大的支持。或许从写作的角度，我能做的事情有限，1万余字的报道只能记录一些先生的吉光片羽，但已是当记者的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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